古代东、西方治病场所多与宗教密不可分，科技进步推动医院前行

医院，是一个神奇的所在，是对抗疾病和灾难没有硝烟的阵地。它见惯了突发的生死一线，也展示着医者仁心，也因此更加敬畏生命。

“医院”之名始于宋朝

众所周知，生病去医院。作为治疗和护理病人的场所，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都曾出现过类似于现代医院功能的组织和机构，但多为昙花一现。

最早在周代，据《周书·五会篇》记载：周成王在成周大会的会场旁，设过“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”的场所。但这并不是固定场所，只可视为“临时医院”的最早雏形。

西汉时，黄河一带瘟疫暴发，汉武帝刘彻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，配备医生、药物，免费给百姓治病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：公元2年，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”。可以看出，这是在灾荒期间政府的临时举措，近似于现在的传染病医院。

其实，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医院形式有很多，多称为“医局”“医馆”等。公元497年，北魏孝文帝曾在洛阳设“别坊”或“别屋”，供百姓看病；隋代有“病人坊”，专门收容麻风病人。公元734年，长安、洛阳等地均设有“患坊”，还有悲日院、将理院等机构，收容贫穷的残废人和乞丐等。

与欧美国家类似，我国历史上的医院除了借助政府力量外，也有宗教组织的帮助。如唐宋时期著名的佛教医院“悲田病坊”和“福田院”等。其中，“福田院”置于北宋京都汴梁城四郊，是用来收养老、疾、乞丐的官办慈善医院，院内有东西南北四院，每院各有房五十间，每年的经费仅五千贯，显然带有浓重的社会救济色彩。

宋朝之后的医院组织区分更为细致：官办医院叫做“安济坊”，私人的称“养济院”“寿安院”等，慈善机构办的则叫“慈幼局”，分门别类收治病人。

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大文豪苏东坡。1089年，他任杭州太守时“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”，即捐献50两黄金建立了一所名为“安乐”的病坊。3年来共医治了1000多名病人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公私合办医院。

在苏州的宋朝石刻《平江图》中，有一古式房屋图样上镂“医院”二字，位于当时永安桥和平桥之间。宋人陈耆卿的《安养院记》介绍：“安养院在州（苏州）钤厅后，旧名医院，宝庆中改今名。”这是在我国有实证可考的最早出现的“医院”名称。

清末，随着传教士创办的西医医院对我国影响的增大，中医界开始试图创办中医的医院。

在我国，内地最早设立的中医院是1899年成立的广州城西方便所(即后来的城西方便医院)，这是一家综合性的慈善机构，但设有留医病房。清末新政后，京师先后开设了内城官医院和外城官医院，分由内城巡警总厅和外城巡警总厅管理，成为最重要的官立医院。两院对公职人员概不收费，仅对住院者收取饭食费。受西医影响，该院以中医医疗为主，同时也设有西医。

带有慈善性质的早期医院

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在古人眼中，身患恶疾就是受到神的诅咒，因此治病的场所多与宗教密不可分。古埃及庙宇中很多都有“生命之屋”，祭司前来祈祷，还有一些人负责为病人催眠或放血等；古希腊也是以神庙为主要的医疗活动场所。这些庙宇在当时的条件下已具备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初步功能，同时还兼有收容作用。

为保留战斗力，古罗马十分重视医院的建设。公元前3世纪，在征战中负伤的古罗马士兵增多，军队里逐渐出现了军医院。当然，这与现代军医院无法同日而语，不过是一些专门的营帐，有的战略要塞还建起永久性医疗房舍，内有病房、药房和护理室等，有良好的通风和排水设施。2004年，德国考古学家在莱茵河下游的诺伊斯市意外发现了一处地下遗址，就是古罗马人当年建立的一座可容纳6500名士兵的要塞，其中一个房间内还存有数十件医疗和配药器械。这些医院通常位于离前线几十公里的后方，收治的也多是普通患者，而不是战场上的伤员；一些较小的要塞医院则只收留伤兵，不对百姓开放，如苏格兰的弗伦多奇。这些要塞医院的规模不断缩小，公元220年左右，军队转向依赖野战医院，要塞医院的使命逐渐结束。

基督教在创立之初受到罗马皇帝的镇压，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执政时期才得到承认。此后举行的主教会议号召：每一个有教堂的城市都要建立一所收容所。早期的收容所也被称为“救济院”“济贫院”等，即医院。最重要的功能是看顾、治疗病人，也给穷苦人、外乡信徒提供遮蔽的场所或住所。

公元368年建于凯撒城的圣·巴塞尔收容所是有记载的在此次会议后建立的第一所医院，其中还设有麻风病人隔离区。此后，君士坦丁堡、亚历山大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收容所。在12世纪后，此类收容医院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，有人称之为“医院运动”。几乎欧洲所有的小镇都能见到医院，规模大小不一，有的可拥有上百张病床，也有的只能收容几人。拉丁文hospitalia原意是指旅馆，最初只收留老人、孤儿以及弃儿等，后来演变为专供病人居住的地方，即英文hospital（医院）一词的由来。

中世纪法国的主宫医院在西方医院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。知名的当属7世纪上、中叶创建的巴黎主宫医院，这是目前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医院。此类医院多与慈善机构有关，或直接由宗教团体创建，医生由市政当局选派并付给酬金。

13世纪，随着教会势力扩大，医院设施有所提升，大多数建在安静又通风的地方。而且，有些医院可提供专科治疗，如专门为长期照料盲人、肢体残缺者、老人或精神病人而设立的医院。也有专门的传染病院，如英国坎特伯雷附近就有一所规模较大的麻风病院，可容纳百人居住在木质房屋中。

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，法国博纳超过七成的居民贫困潦倒，为了重获尊敬，勃艮第公爵的宰相大臣尼古拉·洛兰1443年决定捐建一座专为穷人服务的主宫医院(Hotel Dieu)，即博纳“济贫院”。虽说是穷人的医院，但无论是外部结构，还是内部设施均很奢华；而且医疗免费，一日三餐也是全免，所以当地有一句名言：“博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人想生病的地方”。博纳主宫医院是世界上连续作为医院使用的最古老建筑，直至上世纪70年代才停止使命。如今这里已变成博物馆对外开放，著名影片《虎口脱险》当年就在这里取景拍摄。

不过，像博纳主宫医院那样“高标准”的医院只是凤毛麟角。英国一本文献中记载：“中世纪的城镇医院通常是石头建造的，有很长的大厅，称为病房；重病人有专门的小病房。病床大小不一，大的足以睡三至四人，供朝圣者、旅行者和穷人使用。法律规定，重病人必须有单独的床。床垫是用稻草或麦秸编制的，几乎从不更换，吸引了很多虱子、跳蚤和其他害虫。冬季，医院靠病房中央过道上的燃煤火盆取暖。因供热不足，病床周围常遮以帷幔蔽风。为防止火灾，厨房设在另外的建筑物里。每日两次主餐，主食是面包，有时供应肉，多数病人被允许喝啤酒和葡萄酒。”由于当时的医院由宗教而生，因此，大多数医院都设有小教堂。

十字军东征促进了沿途医院和收容院的发展。那个时期，许多宗教团体纷纷建立，由于瘟疫和战争频发，其主要功能除了保卫圣地外，就是照顾病人。其中，最著名的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（又称医院骑士团），该骑士团在耶路撒冷、叙利亚、塞普路斯、罗得和马耳他等地建立或接管了许多医院。到13 世纪末，整个欧洲已有约19000所这样的医院。

到了16世纪初，基督教对医院的影响渐渐减弱，原有的修道院医院遭到毁坏和摈弃，或被王室占用被迫关闭，由最高统治者、贵族和有钱阶层资助的社会化医院得以发展，规模比以前更大，仍供贫穷病人和旅行者使用。也有一些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造后作为“皇家医院”重新开放，费用由捐赠款和税款支付。与现代医院相比，这一时期的医院仍是将社会功能放在首位，重要的救治能力反而屈居其次。如1656 年成立的巴黎皇家医院，其开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，因此还具有反对不道德行为、反社会行为，甚至包含消除懒惰和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。

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，欧洲医院数量猛增。尤其是英国，在1700年至1825年间所建的医院或治疗所达150多个，其中包括不少新涌现的私人医院。与之相比，北美地区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，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医生，只有牧师和殖民地官员担负医生的职责。18世纪下半叶黄热病大流行时，整个北美尚无任何常设的卫生医疗机构。第一家用于治疗病人的医院是1751年由本杰明·富兰克林筹建的宾夕法尼亚医院。早期的医院主要依靠社会捐赠以及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持，带有慈善性质，直至1880年之前，美国医院都不收费。

西学东渐而来的近代医院

虽然我国古代有很多收容贫穷病人的病坊，但真正与近代医学相似的医院，是在鸦片战争前后，随着传教士医师东来开始建立的。

1834年，美国传教士伯驾来到广州，次年设立了一所“眼科医局”，这是我国内地最早出现的西医诊所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，其中，除了被强制要求开设通商口岸外，还规定了在中国建造教堂、医院和学校的权利。很快，像上海、厦门等通商口岸都建起由传教士医师开办的西式医院或诊所。

据统计，1859年全国仅有教会医师28人；到1905年已发展至教会医院166所、诊所241所、教会医师301人。这些医院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，其中不乏知名者。如美国传教士伯驾设立的“眼科医局”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毁，但1865年其继任者、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再度在广州南郊重建医局，更名为博济医院，该院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，而且是在华历时最久的教会医院，在我国近代医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到该院治病者，大多是广州地区的贫苦劳动大众，后其声誉传开后，也有一些外省人士及达官贵人前来就医。

在西式医院的建立者中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——英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医师雒颉（又名雒魏林）。1844年2月，他创立了上海第一家西医院，取名仁济医院，由于面向百姓免费看诊配药，因此吸引了大量患者前来求诊。附近街道上每天都排满了候诊者，不仅是本地居民，还有从附近城市远道而来的。别看医院空间不大，只能容纳六张病床，但这里可供病人住院，雒颉还为一些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。

由于空间严重不足，开业三个月后，雒颉改在小南门外租了一套宽大的旧屋作为仁济医院新址。整修后，前院是诊所及5间住院病房，可容纳30张病床，后院则是住家，两院之间还加装了席棚为候诊者遮阳避雨。这里虽然不是繁华闹市，但病患每日络绎不绝。该院在印发的宣传单上写着：本馆施医赐药，毫不索谢。在免费施医60年后，笪达文于1905年接任院长一职，为推动医院扭亏为盈实施了收费制度，将医院改造成经营性医院。门诊付费、住院病人付费，且病房还分成了一般病房、个人病房，收费不等，还陆续增加医护人员，包括男女住院医生、本地兼职医生和护士，并首开护士学校。时至今日，仁济仍是上海重要的医院之一。

雒颉为中国人义诊施药的行为引起了上海当地绅商的关注，他们很快仿效组建了当地的慈善机构“施医公局”，聘请中医为穷苦百姓诊病施药。1861年9月，雒颉来到北京筹设医院，一个月后北京的“施医院”开张，这就是著名的协和医院前身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上海广慈医院、北京同仁医院、南京鼓楼医院等都是近代知名教会西医医院。据统计，从鸦片战争以后至1949年，教会医院在我国猛增至340余所，遍布各地。

科技进步推动医院前行

医学是古老的学术领域，千百年来一直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不断发展。

从解剖学的创立、血液循环的发现以及在病史采集、临床观察等方面的突破，进入18世纪的医院已不再是以护理、收容为主的慈善机构，而是为病患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机构。此后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医院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使其从以社会功能为主转变至以医疗功能为主，医院也成为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于一体的临床机构。

1784年，由约瑟夫大帝二世重建的维也纳（当时归属德国）综合医院是18世纪欧洲大陆医院中的明星，该院设计可收住1600位病人，并分成6个内科、4个外科及4个其它临床部门，医生也分成内科、外科、助理内科、助理外科。此后，很多新建的欧洲医院都参考了“维也纳模式”，并不断提升技术含量。

科技进步推动社会不断发展，在医学领域尤为显著。X射线问世后，即以惊人的速度被用于临床，使医院出现了影像学科室；19世纪下半叶，显微镜可用于检查尿中的异常成分和血液中的有形成分，对尿、痰、粪便或渗出物的培养随即开始；20世纪的血培养、免疫技术、DNA技术等，使医院实验室不断产生新的飞跃，独立于医院之外的实验中心也出现了，医院技术建设渐趋成熟。

延伸阅读

“红十字”标志的来历

长期以来，很多人误认为“红十字”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标志而滥用。实际上，“红十字”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，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，除规定外，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随意使用。

发生于1859年6月24日的索尔费里诺战役是奥意法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场由各国君主亲自指挥作战的重大战役。战斗异常激烈，共持续了9个小时，各方死伤惨重，尸横遍野，伤兵在血泊中挣扎呼救。

瑞士旅行家亨利·杜南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，回国后撰写《索尔费里诺回忆录》，并主张大力发展国际公约，从而为战场上的伤员、救护人员和战地医院提供保护，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。

这项建议首先得到瑞士日内瓦公益会组织的响应，并推荐享利·杜南等5人组成“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”。1864年8月，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，制定了关于救护战地伤兵的日内瓦公约。此外，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还规定以瑞士国旗的白地红十字为会标，表示向首先发起和全力支持该组织的瑞士政府致意。1876年，该组织正式改名为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”，这一名称沿用至今。

根据《日内瓦公约》的规定：红十字为“特定场合下保护人类生命的法定标志”；武装冲突的时候，任何交战各方均不得攻击展示红十字标志的人员、车辆、船只、飞机和建筑物；和平时期，红十字标志只显示被标示物体与红十字运动有关；任何非红十字组织使用该标志必须得到当局和红十字会的同意，否则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。

我国于1996年正式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，明确规定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、会员及青少年会员可以使用标明性红十字标志。

来源：北京日报

作者：郭梅

流程编辑：吴越